50多年前，南通城出了三个名动乡里的小画家，一个是现如今大名鼎鼎的范曾，一个是在首都机场画下《生命的赞歌》壁画而声名大噪的袁运生，还有一个就是著名旅美肖像画家顾乐夫。时光流逝，转眼就是几十年，当年的三位稚气未脱的小画家如今已是古稀之年。然而，对于顾乐夫来说，往事如烟，恍若昨日，旅美16年第三次回乡的他，用一口纯正地道的南通话向我叙述悠悠往事，那平静而委婉的语调就好像是在眼前飘忽的片片云絮，竟让我不由地产生一种陶醉感。
一
1938年10月25日，日本人从姚港登岸的消息像火一样燎遍南通城，在如流的逃难人群中，一位皮肤白皙的孕妇腆着大肚子，艰难地移动着脚步。蓦的，孕妇满脸大汗，面露痛苦神色，在路旁一间草房里，一声清亮的啼哭向这多难的民族宣告一个新生命的诞生，也昭示着这个小生命坎坷命运的开始。这条不合时宜地诞生在逃难途中的小生命就是顾乐夫。
顾乐夫的爷爷辈居住在南通城南的曹公祠，父亲在上海一家洋行当职员，顾乐夫幼年随父亲到上海，听着黄浦江的涛声生活了两年。不久，顾乐夫回到南通，住在寺街天宁寺旁。寺街是文化底蕴极厚的地方，历史上从这条小巷走出去的名人不计其数，小小的一座院落，不起眼的一幢矮房，指不定曾经出生过某位名人。童年的顾乐夫时常在天宁寺的晨钟暮鼓中寻找小巷名人足迹，在光孝塔悠扬的风铃声中听小巷残砖衰草叙说当年的繁华，在大雄之殿前看晨曦落日将屋脊涂抹成金黄。顾乐夫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感受着艺术的魅力，发酵他艺术的细胞。
顾乐夫作品：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木板油画
顾乐夫的小学是在北濠小学就读的，他的绘画生涯也就是从那里起步的。那时学校不开绘画课，也没有绘画教辅材料，父亲、老师、同学、行人都是他写生、素描和画肖像的对象，随手抓张来纸就画，连书本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人物头像，他的素描功底就从那时开始打下基础。13岁那年，顾乐夫就成为市文联美协会员，其时，他刚跨进市二初中的大门。
南通三小画家的名头是他们上初中时开始响亮起来的。顾乐夫家的北边是范曾家，南面是袁运生家，三家相隔不远，站在家门口喊一嗓子都能听到。同样的生活环境，同样的文化熏陶，同样的艺术追求，使三个小画家走得很近，一起写生，一起苦读，一起探讨绘画技巧，一起参加公益活动。三人既是志同道合的画友，又是无话不谈的伙伴。
顾乐夫作品:《林中小屋》 18x24英寸
1955年，三位小画家面临着人生重要转折。这年，三人在从南通中学高中毕业前夕，结伴赴京考中央美术学院。命运捉弄人的是，范曾考进了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，袁运生如愿以偿进了中央美院，而专业成绩已过关的顾乐夫，却因家庭成份问题政审不通过被涮了下来。于是，三个朝夕相伴的伙伴从此踏上分属于他们自己的命运轨道，并且离多聚少。
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顾乐夫没有沉沦下去，他一边积极备考，一边创作作品。他根据德国作家席勒的作品《威廉·退尔》绘画的小人儿书1956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，这是他的第一部小人儿书作品。同年，他的又一部作品由版画出版社出版，《萌芽》杂志、《中国工人》、《天龙画刊》等刊发了不少他的画作，南通小画家的名声走出江海平原，在华夏大地传扬开来。1956年是顾乐夫的幸运年、丰收年，他的大学梦也在这一年圆满，考入中央美院华东分院（后来称浙江美院、中国美院）版画系。这一方面源于全国政治环境有所松动，另一方面也是主考老师爱才，不忍心掐掉一棵绘画大师苗子。这位主考老师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人攻击为择生不讲政治出身、让一个地主的子女混进大学神圣的艺术殿堂而受到批判，这是后话。
顾乐夫作品:《第一堂祈祷课》
由于在全国画界已经小有名声，又由于学习成绩好于他人，顾乐夫在大学的经历正应了那句古话"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高于岸，流必湍之；人出于众，众必毁之"。在那个政治斗争频仍的年代，像他这种性格率真、心直口快的人不磕磕碰碰才怪呢。
果然，顾乐夫平日里的三句话，把他自己送进了右派的队伍里。第一句话是在进电影院时，见到挂的都是前苏联的电影明星照片，便随口说了一句：中国的电影院为什么不挂中国的电影明星？第二句话是在观看了苏联拍摄的反映日俄战争的《瓦良格巡洋舰》电影，以及推崇这部影片为"爱国主义"的评论文章后，不以为然地说：这是部反映日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领土的不义战争的影片，何来爱国？第三句话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，全国上下声讨纳吉，他却嘟哝了一句：匈牙利是个主权国家，苏联有何权利去镇压人家？
无需多说什么了，这三句话足以构成他反苏言行，理所当然地被推进右派行列，供人们去揭发、批斗。这一年，他不到18岁。顾乐夫后来笑言：我的公民选举权是在成为右派之后。
一次次地交代问题，一次次地接受批判，尤其是《中国美术》杂志点名批判之后，顾乐夫的厄运似乎没了终结。1958年，他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课堂，被送到浙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，这一呆就是6年半。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，他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回到家乡，落户曹公祠。紧接着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顾乐夫又被警告"不许乱说乱动"，陷于政治运动泥潭不能自拔，工作和生活也无着落。几年后，他被分到城中誊印社画了两年的毛主席像，1972年进了东风绣衣厂，因为中美建交后，绣衣外贸需要设计人才，作为当年的三小画家中唯一"落泊回乡"的顾乐夫来说，能有个搞设计的工作，算是老天开了眼。
过了几年平静安定的生活，顾乐夫那难以释怀的美术情结、始终发酵的美术细胞、鼓荡于胸的创造冲动，时时在敲击着他的心弦。这期间，他把平生所学化作涓涓雨滴，去滋润那些渴望在绘画天地里耕耘的饥渴的心田，后来在绘画上卓有建树的范扬、邬烈炎、吴维佳、季大纯等等，就是此时投在他的门下的。为此，1978年底，《中国美术》杂志又一次点了顾乐夫的名，批判他在"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"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，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之后，顾乐夫的弟子大多数考上了美院，成为无产阶级的美术家、教育家、理论家。
顾乐夫作品:《赶集去》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顾乐夫的境况进一步改善，先是落实政策调到市二轻局坐了半年的办公室，1979年轻工技校复校后又去教美术和书法。本以为会在这里干到退休，谁知命运的大门向他彻底敞开：南京师范学院（现南京师范大学）急欲引进美术人才，就从报刊上寻找当年被点名的美术尖子，一找就找到在南通半隐居的顾乐夫，于是，1982年底，顾乐夫跨过南京长江大桥，踏进南京师范学院的大门，直到七年后客居美国。